|
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網路版專稿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曾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華國鋒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編者按:華國鋒的過世,給13億中國人及全世界關心華國鋒及華國鋒下臺內幕的所有人留下許多遺憾。但這些歷史真相一定會跟隨歷史年輪在不久的將來逐漸還原真相。華國鋒執政時,筆者還是一個小學生。但在筆者淺簿的認知當中也能隱隱約約感到華國鋒有些做法不對(那時還認識不到提法),我曾經問過我的小學老師,名叫柳廣星。我問:為什麼“什麼事都要按毛主席說的去做?難道毛主席說的全都對嗎”?柳老師告訴我:這不是你小孩子要問的問題,問多了會犯法,以後千萬不敢問這樣的問題,否則你的爸爸、媽媽要坐牢的。聽了這句話,我再也不敢問這樣的問題了。1981年,爺爺給我說了一句話給我的觸動很大。他說:共產黨是好,路修的好,樓蓋的高,可建國幾十年老百姓就是吃不飽肚子;解放前(指國民黨統治時期)是不好,但我們每天還可吃肉、吃菜、吃白麵),可解放幾十年老百姓還吃不飽肚子呀!我爺爺還說,老百姓就怕吃不飽肚子,餓極了,殺人放火的事都能幹出來……華國鋒上臺後,把我們這些政治犯給放了,我們感謝他,可他如果還讓老百姓吃不飽肚子,恐怕他坐不住、坐不長。他不如毛澤東……從官方媒體報導的詳情來看,華國鋒下臺是因他堅持“兩個凡事”:堅決不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惹怒鄧小平、陳雲等老共產主義陣營而被迫下臺。仔細分析一下:也不難看出就算華國鋒當時不堅持“兩個凡事”,同意否定文化大革命,華國鋒也難保其中共中央主席之寶座不倒。因為,時代和中國人民都需要鄧小平這樣的經濟領袖。華國鋒是個老好人,是個中庸的領袖,個性和能力決定他人生的命運就是如此。要說錯就錯在他千萬該萬不該當中央主席,寧願讓葉劍英當,他也不能當,這才是高明之舉。 

 耿飆回憶錄解密華國鋒改毛澤東遺囑真相 1976年10月2日晚上,華國鋒同志突然打電話叫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遺囑’──‘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麼辦法?” 我們研究的結果是 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 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遺囑’,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彙報的具體問題,是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四人幫)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幹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樣他們(指四人幫)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志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裏等著。”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大事就要開始了 。 回家後,我特別注意閱讀這幾天的報紙,看看形勢和動向。四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著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這篇文章火藥味十足,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著十月二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四人幫)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臺,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畫十月八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九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當党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兩校(指北京兩 所大學)’還有幾個部委要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很嚴峻。”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葉劍英)提名的。” 我聽他這麼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於一個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六日晚上八點來鐘,我家中的紅機子(指紅色電話機)電話鈴響了,是華國鋒本人的聲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車,迅速趕到中南海懷仁堂。 那天崗哨比平時多了很多,我被派遣控制廣播電臺,一進中南海西門,我見到崗哨比平時增多了,有一種緊張氣氛。走進懷仁堂,看見華國鋒、葉劍英同志正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等在交談。這時我才知道,華國鋒和葉劍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同意後,已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 華國鋒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臺和電視臺,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葉帥鄭重囑咐我:“要防止發生混亂,防止洩密,注意安全。” 華國鋒同志問我:“你要不要帶支手槍?” “手槍不必帶了,”我說,“但是須有你的手令。” 他說:“好!”當即提筆給當時的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寫了一道手令:“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對廣播、電視的領導,中央決定,派耿飆、邱巍高同志去,請你們接受他倆的領導,有事直接向他們請示。華國鋒。十月六日。” “光我們兩個去還不行,”我說,“請你把守衛廣播事業局的警備一師副師長找來,和我們一起去。” 出發前,華國鋒同志對我說:“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異常來。” 我們到達的時候時間已經入夜 我帶著十名戰士直奔中央廣播事業局我、邱巍高和警備一師師長王甫三個人到達廣播大樓時已將近晚上10點鐘。 我們從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我帶著10名戰士直奔局長鄧崗的辦公室。 他看完華國鋒手令,好久不說話。 我見他在思索猶豫,就對他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請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話中的含義,連忙說:“沒必要了。” 我接著說:“那好,請你把領導班子的人統統找到你辦公室,就說有事要商量。” 鄧崗召集來的廣播局核心小組成員有11位,在這個會議上,我把華國鋒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點40分,鄧崗又召集各部門領導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了中央指示。 接著,我給華國鋒同志打電話報告:“已經控制住了,領導人都在我這裏,你放心。” 據邱巍高同志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作了四項佈置: 第一是控制電臺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加強了崗哨和驗證; 第二是保持電臺秩序的穩定,內緊外松,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 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 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十月六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廣播事業局內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廣大幹部和群眾對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衷心擁護和非常高興的。個別人思想上比較緊張,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們奉命奪回在這個重要宣傳陣地的領導權,總的來說比較順利,取得了這場特殊戰鬥的重大勝利。 後來有的文章說:耿飆帶了多少軍隊去佔領電臺,其實這是誤傳。 十四日,黨中央公佈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我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隨後撤離了中央廣播大樓。 耿飆將軍資料: 湖南醴陵人,1928年入黨,參加過長征。主要任曆:戰爭時期:紅1軍團第2師參謀長、第四方面軍第4軍參謀長、八路軍385旅副旅長兼副政委兼參謀長、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華北野戰軍第2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調外交部工作,1978年任中央軍委秘書長,1981年3月兼任國防部部長。摘自《耿飆回憶錄》) 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谷牧說:華國鋒是個好人 谷牧對華國鋒的評價是:華國鋒是個好人,在粉碎“四人幫”上有很大功勞,他不整人,民主,不做壞事,他的錯誤主要是“兩個凡是”。毛澤東給他寫兩句話,“你辦事我放心”、“照過去方針辦”,他是不會突破的。他從一個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上來,對全國情況瞭解不夠,缺乏經濟工作經驗,從資歷、能力、水準來看,讓他擔任總理和中央主席職務,是在當時的特殊背景下產生的。他當然不能和鄧小平等人相比。 穀牧說:記得有一次中央開會,散會時江青說:穀牧留一下。我留下後,江青追問我為什麼把30萬噸乙烯工程放在大慶。我對她說:乙烯是以石油為原料的,把加工設備放在原材料產區,符合經濟規律。但江青不講理地說:我不懂也不管這些,我只問你是誰說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慶的。我對她說:我知道是誰說的,但不能告訴你。但江青硬是無理糾纏,逼我說出來這是誰定的。這時華國鋒慢步走來說:你們在吵什麼?我向華國鋒說明了原由,華一句話就把江青給支跑了,他說:這是毛主席定的。江青一聽是毛主席定的,夾著皮包,一句話沒有說就走了。 談“二月逆流” 當談到“二月逆流”事件時,穀牧說,“二月逆流”事件,現在活著的人就剩下我一個了,當時的說法是:“三老四帥兩幫兇”。(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兇是指余秋裏和我)譚震林文化水準低一些,但確實是一個硬漢子,那一次中央開會是周恩來總理主持碰頭會,上列9個人都參加了。當時大家對林彪和“四人幫”一夥反黨、反革命行為極端憤恨,紛紛揭批他們妄圖打倒所有老幹部、反軍亂軍、停止黨的活動、取消党的領導等種種罪行。譚震林氣憤地說:很難得參加中央會議,既然參加了我就說幾句,我恨我為什麼活過65歲,使我看到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產黨搞成這個樣子。還有一句話更不能外傳,就是他說:我後悔我為什麼跟著×××(指毛澤東)鬧革命。我不幹了!我以後還要上山打遊擊去,我說話算數。說完就拿起皮包要走。這時周總理說話了:“回來!不許走,今天會議上講的話就到這個範圍為止,一個字不能外傳。當時徐向前元帥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壞了),說:蒯大富(文革時期北京一個小頭目)是個什麼東西,一個反革命分子!到會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動,當時周總理叫我作會議記錄,這些話一個字都沒有記上。 胡耀邦之子:避露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華國鋒 現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在《財經》第9期上撰文回憶,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摘登如下。 5月18日,晚飯後,父親胡耀邦見了幾個年輕人。客人走後,他對我說: 我們《理論動態》下一期要出一篇,“歷史潮流和心有餘悸”。我這半年來是很振奮的,越戰越勇。……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這篇文章是能站住腳的。我希望有人來駁,駁後我們再寫一篇。 一個多月後,“再寫一篇”文章的諾言兌現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論動態》第70期上發表,標題定為“歷史潮流滾滾向前”。 文章說:在“四人幫”唯心主義盛行的年代裏,造成了一種惡劣的風氣,根本無視人民的喜怒哀樂,專門講究摸“四人幫”的脈搏,摸江青的脈搏,靠所謂“摸精神”吃飯。有的人摸來摸去,摸得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氣味都沒有了。……心中裝著人民的人是最強大的人,他們無所畏懼地在驚濤駭浪中沉著前行。心中沒有人民的人是最虛弱的人,最後難免被歷史的巨浪淹沒或拋到一邊。”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華國鋒同志看了兩遍。 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但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實》文,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處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組織、引領、推動這一討論而停止他的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結束以後,黨內還是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華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瞭解華國鋒,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在黨的十五大上,當華國鋒同志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胡耀邦同志和華國鋒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機會。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開展“四清”運動,兩人共同工作長達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幫”後,他們初次見面,華國鋒同志問耀邦同志:我們在湘潭“四清”,毛主席來長沙,要聽我們的彙報,你怎麼沒有來?耀邦回答:當時我在鄉下,又感冒,怕傳染主席;再者,有些問題,我也沒想清楚,擔心主席提問,我回答不出來。華國鋒說:應該來,我感冒也要來。 父親給我講過這個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誰對誰錯,來也對,不來也不能說不對。兩人對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偉大事業,都是忠誠不渝的。 在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國鋒一鋤頭挖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從胡德平的回憶文章可以看出,華國鋒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要一分為二,實事求是地看待華國鋒的一生。 性格和機遇決定了命運:在文革中崛起的華國鋒 文革前夕,尚不過是湖南一名在省委排行倒數第二位書記的華國鋒,經過幾年文革一番折騰後,居然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領袖、共和國的一號當家人。可以說,如果沒有文革這個機運,不會有人會說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共產黨主席會是華國鋒! 來自山西交城山的華國鋒,1949年隨人民解放軍南下到達湖南省後,便奉命停了下來。時年29歲的他,憑其曾有過中共地方武裝縣大隊政委的經歷,立馬被任命為湖南省湘陰縣解放後的第一任縣委書記,並且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直至1976年10月當上中共中央主席,他才不再在湖南兼省委第一書記之職。 華國鋒在湖南的的仕途,文革前的17年,雖說不上有什麼大的破格越級提拔之事,但總的來講,還算比較順利,沒有什麼周折,從縣委書記做起,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的上,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已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之一、湖南省副省長等職。在這期間,湘潭地委書記與韶山灌區工程總指揮長兼政委這兩個職務,是華國鋒在日後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極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毛澤東之所以能從無數的省級幹部中注意到華國鋒這個黨內的後輩,就是因為華做過毛澤東家鄉湘潭的“父母官”,與毛在回韶山時幾次遊弋過的韶山水庫工程的總指揮。就是這兩個官職難得的特殊性,使華國鋒一旦進入毛澤東的視線範圍,在感情上就自然受到毛的特別青垂與關注。 1966年文革開始後,特別是1967年初起,當風起雲湧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號召、鼓勵與支持下,掀起了批鬥所謂“走資派”與奪權運動後,華國鋒如同其他的省委領導人一樣,也受到了衝擊,並被剝奪權力而“靠邊站”。如果沒有下文所述發生的情況,華國鋒本來也將會象千千萬萬其他領導幹部那樣,隨著文革運動的進展,或先或後的經歷一個“挨批鬥”、“靠邊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復原有級別職務、又最後離休完事的過程,了結一生。然而,一個在歷史上註定不會有什麼重要地位的人,與一個在當時看來並不十分重要、也並非必然的舉措,卻從根本上改變了華國鋒的仕途以至人生命運,使他以濃墨重彩的身份走進了當代中國的歷史,並佔有了很重要的一頁。 無意中撥動華國鋒仕途與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領導之一,正式職務是省委書記處侯補書記、副省長。 湖南省的文革運動,在1967年時,其主內容就是兩大派群眾組織的派戰。 兩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聯”與“湘江風雷”組織為主的造反派,其成員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廠的產業工人為多,組織有方,人多勢眾。其時的政治方針則是反對省軍區,因為省軍區在1967年初曾動用軍隊鎮壓過造反派,還曾將全省近萬名造反派的骨幹抓起關進了監獄。 另一派則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紅衛兵組織“高司”為主,加上部份工人。“高司”紅衛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運動的始作傭者與發動者。只是因為在如何奪省委的大權問題上與“湘江風雷”等工人造反派發生了分歧,加之,後又得到奉命出來“支左”的省軍區的有力支持,於是,“高司”便採取了與“工聯、”湘江風雷“等組織對抗的強硬立場。由於這個政治立場,”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態度的工廠企業的大多數党、團員們的支持,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兩大派之間的鬥爭異常激烈,從大字報口殊筆伐,一直鬧到武鬥時機槍坦克大炮都對上了陣,簡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調和,哪一派都希望將對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奪取湖南省軍政大權。 文革中,群眾組織間的拼鬥,絕不會僅僅就只是他們之間的事,隨著運動的深入,黨政軍各部門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卷了進來,站到某一派的立場。湖南省軍區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邊,但“工聯”方面也不是沒有槍桿子做後盾,解放軍駐湘的軍事院校與野戰軍部隊47軍就先後宣佈支持“工聯”為主的造反派。 湖南的省委的書記們也沒有能超脫掉,所謂“亮相”一詞,就是指文革中各級黨政領導人公開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眾組織的舉動。不過,地方黨政領導人當時卻沒有軍隊司令政委們的那種特權,因為當時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資派”只是地方幹部,軍人基本安然無恙。軍隊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後,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現,群眾組織是以軍隊能支持自已為榮。但地方領導幹部對某派群眾組織的支持,卻有著“投靠”其的含義,而且這“支持”,對方願不願接納,也不一定。 1967年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補書記章伯森率先發表聲明,“亮相”支持造反派當時查封《湖南日報》。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廳級領導幹部發表《我們對當前形勢的聲明》,再次“亮相”,明確堅決支持“工聯”造反派,指責省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幾乎同期,5月9日,為了能隨時批判省委的“走資派”,“工聯”方面則秘密將華國鋒等人抓到“工聯”屬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權的長沙汽車電器廠(“汽電”)廠內予以軟禁.5月19日,“工聯”等造反派組織還召開大會,批判省委第二書記王延春與時為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華國鋒。會後又舉行了盛大的遊行。當時,華國鋒在造反派們的心目中,還是屬於要打倒的物件,是屬於“走資派”另冊上的人物。 但已表態支持“工聯”等造反派的章伯森,畢竟是政治經驗與官場套路都很豐富的老幹部,他覺得自已省委侯補書記的地位,作為支持造反派的省級領導幹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夠。因此,他一站到“工聯”這一方,便建議“工聯”方面去做華國鋒的工作,爭取華國鋒也能“站過來”,出來公開支持“工聯”造反派。 當時,中共湖南省委各書記狀況如下: 第一書記:張平化,已由中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審查;第二書記: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說有叛徒嫌疑;書記:周禮,半離休;書記:李瑞山,中央已將其調往其他省(後任陝西省革委會主任);書記:胡繼宗,調走;(後任甘肅省革委會主任) 書記:徐啟文,態度不明;書記:萬達,後表態支持“高司”派方面;書記:華國鋒,態度尚不明;書記:於明濤,態度不明;侯補書記:章伯森,已表態支持工聯造反派;侯補書記:蘇綱,態度動搖不定,但傳說也有叛徒嫌疑。 被章伯森說服了的“工聯”頭頭們,立即採取行動,由“工聯”一號頭頭胡勇(一個時年31歲的汽電廠工人、後曾於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親自出馬,找被他們軟禁在“汽電”廠內的華國鋒談話,希望華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樣,站出來公開支持“工聯”等造反派。 華國鋒對胡勇的勸說,雖然沒敢取對抗方式,但卻以種種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確態度。顯然,當時湖南的兩派鬥爭實在太激烈,誰勝誰負鹿死誰手尚難定論。雖說“工聯”造反派勢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視,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曾是“林副統帥”的一員愛將,又深得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的器重。對此,具有“不見兔子絕不撒鷹”晉商性格的華國鋒,自然不敢貿然鮮明亮出自已的立場。他口頭上說應該支持造反派(因為遠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說不能具體只支持“工聯”等造反組織,還說自已得聽從組織的安排,個人不好隨便公開表態云云。 華國鋒這種不冰不火、不激進也不落後、不主動出擊但卻能堅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級信任放心卻不能使他的部屬與同事鐵心擁戴的穩妥性格,可以說既是他一步步升遷、直至登上天安門城樓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觀因素,同樣,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沒能坐幾年的一項個人根本缺陷。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吧! 對華國鋒的這種曖昧態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滿,談了幾次沒有什麼效果,便決定對其予以放棄,另擇合適物件。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造反派雖說還不能隨意將領導幹部們置於死地,但要將他們列於被打倒的“走資派”另冊,促使中央降其職、罷其官還是不難的。當時華國鋒如果真沒被造反派選中,作為“亮相”的革命領導幹部結合進入省革命委員會權力機構,相反,卻被作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予以打倒,或將其撇在一旁“靠邊站”數年不能工作,或將其送進“學習班”去“改造”,那麼,不論此後的情況如何,華國鋒能被毛澤東認識關注,以至由此而進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幾乎為零了。歷史差點在這兒就要拐一個大彎了。 又是章伯森,在這個關鍵之時,又一次無意地繼續撥動了當代中國歷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個出人意外的發展方向前進。雖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動一個重大的歷史畫頁緩緩出現。 對於湖南省的文革情況,中央無疑是極其關注的,因為,湖南是毛澤東的故鄉。結束混亂局面,儘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參加的省革命委員會,是當時中央眾多領導人的一大心願。 1967年6月15日淩晨4點,周恩來總理親自打電話給章伯森,要他馬上隨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彙報湖南文革情況。上午11時,章伯森與省委機關支持造反派的省計委副主任梁春陽等即乘機赴京。6月16日下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楊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領導人便接見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詳細聽取了他們的彙報。 五天后的6月20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陽與“工聯”頭頭胡勇一道,向當時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彙報湖南軍區介入地方文革的情況時,肖華便向他們傳達了周總理指示:找華國鋒來京。6月20日晚,興高采烈的章伯森從北京打電話給長沙方面,傳達周總理指示:要華國鋒明天上午去北京。 這是因為6月15日由於章伯森到北京後,向中央領導人一再說了華國鋒的情況,希望中央能讓華出來工作。所以便有了周總理指示要華國鋒馬上去北京彙報的事。此事,真正得到益處感到榮幸的無疑應該是華國鋒,他當時也確實很高興了一番。然而,那時似乎章伯森比華更覺欣喜倍感自豪,因為他的建議得到了中央的重視與實施。 “工聯”的頭頭胡勇當即於20日下午從北京飛回長沙,立刻到“汽電”廠找了華國鋒,向他講了周總理的指示。這次,華國鋒沒有任何遲疑與哼哈,當即,他就馬上表態:支持“工聯”造反派!並寫了一個“亮相”聲明。 6月21日上午,華國鋒去北京前夕,發表了《改正錯誤,堅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亮相”聲明的大字報。其內容大致為: (一)改正錯誤,願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軍區)借肅清“湘江風雷流毒”打擊造反派是錯誤的;(三)“紅聯”“高司”“公撿法”等保守組織是黨內走資派的御用工具;(四)支持“工聯”,向章伯森、梁春陽同志學習。 21日上午11時,在“工聯”造反派頭頭胡勇的陪同下,華國鋒從被軟禁地“汽電”廠出發,乘汽車往長沙機場登機赴京。 華國鋒登機後,“工聯”方面馬上以大字報與傳單形式將他的聲明公佈於眾。因此,後來造反派們常常戲言說,華國鋒是在“空中亮相”,是“雲裏霧裏(飛機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貼出大字報說:華國鋒的“亮相”聲明,是他被“工聯”方面鬥爭一個多月後,由“工聯”起稿、硬逼著華國鋒薟的字,因此,當華登上飛機後即宣佈作廢了。 對此傳言,6月27日,華國鋒專從北京來電說明:“我是共產黨員,是不能在什麼所謂壓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觀點而說成是自已的觀點去欺騙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報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實際的,不是什麼逼出來的,請大家不要相信謠傳。”華國鋒的這份來電,自然由“工聯”方面又抄成大字報,貼滿了長沙市全城。 1967年6月21日,是華國鋒從長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與人生歷程的一個重要起始點。正是由於有了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華國鋒在9年後登上天安門入主中南海的“頂峰”歲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個《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在這個檔中,華國鋒被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第二號負責人(第一把手是來湘“支左”的47軍軍長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則排在了他的後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華國鋒自然做了省革委會實際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軍軍長黎原)。 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華國鋒首次進入了中共中央委員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後,受到毛澤東關注的華國鋒,於10月3日便被調京,成為國務院業務組一員(相當於副總理工作職位),全面躍上了“中央領導人”這個臺階,開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經歷(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一職,卻始終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華國鋒表態公開支持“工聯”等造反派、並由此而得以當上省革籌負責人後,當年的9月17日,便幸運地獲得了其時正視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澤東的召見與親切面談。毛澤東在此次視察期間,在各省召見的,都是當時各省已居軍政領導的第一、二把手,無此等資格者,是無緣見到毛澤東的。這一次召見,無疑使毛澤東深深地記住了華國鋒這個人,進而為華國鋒日後的仕途進程,奠定了一個極其重要而堅實有力的鋪墊。 1969年11月12日,來湖南視察的毛澤東再一次召見了華國鋒,向其瞭解湖南的形勢,並對湖南的情況與華國鋒的工作都深表滿意,進一步確立了對華國鋒之印象深刻的好評。 而如果沒有1967年6月華國鋒支持造反派的公開“亮相”,可以肯定地說,那麼華國鋒便不會、也沒有資格受到這幾次無疑決定了他後來重要命運的召見,由此,那華國鋒以及當代中國的歷史,就都將是另外一種畫面了。 |